新聞業對人類的重要性或許並非是永恆的，但它的確非常重要。
而且當下，其重要性更是前所未有的。
人類如果沒有我們今天所擁有的絕大部分新聞業的話，或許還能勉強應付過去，但如果我們缺少了某些新聞報道的話，將會對建立良好社會的前景造成極大破壞，尤其是在建立運作良好的民主政制、使地球更適合人類居住，以及減少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這三方面。
新聞業有助於達致這些目標嗎？我們希望如此，但新聞業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發展前景令人擔憂，因此也使人對其未來可能出現的情況產生了質疑。
在很大程度上，新聞業尚未陷入嚴峻危機，而是正處於醞釀已久的轉型期。主要的新聞機構正在艱苦經營，對公眾的吸引力也受到新舊競爭對手的挑戰，因此自信心明顯受挫。近年來世界各地民粹主義抬頭，新聞業的獨立性也受到衝擊，「強人」掌權後，謀求削弱以至摧毀任何膽敢提出批評的媒體機構。在西方國家中，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是民粹主義浪潮中最重要的人物，另外，巴西總統博索維羅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也是表表者。在亞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當今最有權勢、而且影響力遍及全球的專制領袖，印度總理莫迪、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及柬埔寨總理洪森也屬於強人型領導人。
而就在不久前，民主政制仍在世界各地佔盡優勢。但近年來，許多表面上民主的國家，實際上由獨裁者統治，他們敵視新聞自由、獨立思考的公民社會團體及大學校園內到「假新聞」一詞的廣泛使用，但這並非用來形容真正的造假行爲，而是作爲一種口號或者別稱，來挑起對新聞業的不信任、以及令批評當權強人的新聞報道失去公信力。
不論在民主或專制國家内工作的新聞工作者，都渴望製作獨立的新聞報道及時事評論。在中國大陸，雖然政府牢牢控制主要新聞機構，嚴肅的新聞報道仍然持續出現。包括公民記者在內的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冒着風險如實報道新聞。
新聞工作者面對的危險不勝枚舉，記者遇襲、遭綁架及謀殺的例子比比皆是。根據總部設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的統計，在2011至2020年期間，全球共有544名新聞工作者因工作被殺，大部分是直接遇襲，或在戰場上的雙方交火中喪生。而在過去十年內，平均每年有54名新聞工作者遇害。還有更多的新聞工作者則因爲他們的工作而受到他人騷擾、網上挑釁攻擊、來自陌生人的威脅，以及政府的拘捕或扣押威脅等。所有這一切都令人深感困擾。不過，在其它方面，新聞業的前景看來還是有希望的，而新聞編採上的新嘗試所帶來的機遇，也往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我在此列舉其中一些情況：
--新科技以嶄新的方式，為新聞工作者賦權，其中特別是「公民記者」。能上網及具攝影功能的手提電話，令公民新聞復興，並令公民新聞較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重要。專業記者不可能無處不在及報道所有事件，但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手提電話是無處不在的，人們可以將有權勢者（例如政治人物及警察）的行爲拍下來，並即時傳送給新聞機構，以至在社交媒體上的關注者。分享新聞的做法較過往任何時候更普遍，在技術上也更為輕而易舉。而且對於擁有手機鏡頭的普通市民，以及被要求不只撰寫新聞故事，同時也在社交媒體宣傳本身作品的專業記者來説，分享新聞的做法同樣適用。與此同時，新聞業的關注點也從以往新聞報道中所強調的新聞價值，轉向更商業導向的考慮，即2016年荷蘭一項研究所形容的所謂「分享價值」。
--網絡新聞媒體及傳統報章、電視台及電台的運作準則，已從追求「獨家」（「我會報道這件事，並比其他人快一步問世」）轉變為「分享」（「我們怎樣為了公眾利益，聯手將這件事報道得更好，更全面？」）就以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為例，最初於1997年由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公共誠信中心創立，隨後在2017年成為一個獨立運作的機構。該同盟有三十五名核心員工，但它與全球二百五十名記者及約一百家傳媒機構合作，這在新聞史上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雖然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的規模和成功是不常見的，但在數碼時代，它有兩點並非不尋常的：其一，同盟是不同傳媒機構合作的體現；其次，合作範圍是全球性的。
數碼時代也使處理數據及在網上分享這些數據變得更爲容易，這不僅是因爲在技術上能夠做到，同時也得益於分享資訊的文化已廣爲接受。這種分享文化也促使最初在美國出現的事實查證機構，得以迅速擴展到全球各地。2003年成立的factcheck.org，是首個並非在現有新聞機構內部成立的獨立事實查證機構，PolitiFact則於2007年創立。在2010年代，事實查證網站開始在多個國家湧現，它們的組織形式包括現有新聞機構內部的事實查證網站，或作為公民社會或非政府組織的一部分，一些則是附屬於大學的機構。這些事實查核網站也已成爲全球專業運動發展的一部分，雖然現在大家視這些組織的出現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其實它們在本世紀以前根本並不存在。
--非牟利新聞機構不斷壯大，在美國，獨立新聞網絡（the Independent News Network，後來易名為the Institute for Non-Profit News（INN））自2009年開始運作，當時有二十七個成員機構，2021年與INN有聯繫的機構數目增至超過三百個。它們均是非牟利性質、而且不受任何黨派控制的新聞機構，主要通過調查報道服務公眾。非牟利新聞機構的發展在美國特別引人注目，在香港、韓國等亞洲地區也有類似現象出現。
--與此同時，音訊及視像新聞，特別是圍繞新聞事件的滑稽模仿及諷刺作品，也獲得了新生。大約一百年前，第一段電台新聞廣播播出，改變全世界新聞傳輸及新聞消費的方式。播客（Podcast）興起後，我們迎來了音訊内容的復興。姑勿論YouTube平台的利弊，它的確以點播方式提供了大量視像新聞。而多個滑稽模仿形式的「新聞廣播節目」，在繼續保持新聞關注度的同時，也以滑稽手法呈現新聞事件及主要新聞人物。
--還有一個現象或許更值得大家的注意，而這一現象早在新聞業經歷了數碼化轉變之前就已出現。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美國新聞機構就已擺脫了以往「他說/她說」的報道模式，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被忽略的「客觀」新聞報道準則，現已獲得廣泛接受，並被認爲是良好新聞報道的支柱，而並非僅供參考的職業操守。「他說/她說」的報道模式現在是用來貶低那些採取僵化手法進行平衡報道的詞彙，這種報道模式假設「凡事總有兩面」。另一個日漸普及的貶詞是「兩面主義」（bothsideism）。
報章也越來越接受分析性報道或解釋事件來龍去脈的報道也是必需的，而且也同樣值得放在報章頭版。上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超過九成的美國報章頭版内容是屬於當時標準的「客觀性」報道。但從六十年代末期開始，解釋性、分析性報道，或提供事件脈絡的報道日漸增加，踏入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後，這些報道更受到廣泛接受，二到了世紀之交，美國報章頭版上的一半報道都屬分析性，不再是舊式的僵化性客觀報道。
對於美國新聞業的這一改變，雖然不少學者已經意識到，但許多新聞從業員本身卻尚未認識到，許多新聞人仍抱怨說，這樣做違反了「客觀性」報道準則，就好像「他說/她說」的報道模式，仍然是新聞業的金科玉律一樣。雖然這種報道模式可能仍是目前美國新聞業佔主導地位的做法，但已不再以六十年代的模式運作。目前常見的是在新聞報道內提供背景資料，令讀者更容易從歷史及社會背景上理解新聞的手法，這也為讀者提供了解釋新聞的框架。雖然一些讀者可能不接受這種手法，但這樣做的理據是，如果不這樣做，也並不意味着客觀，而是一種不知不覺地維持現狀的假設（通常是政府提出的假設），而我自己也認為，這種理據是合理的。
雖然新聞自主性在不同國家中有不同的特性，但世界各地的新聞工作者都認同，提升獨立新聞判斷及反對屈從於政權及市場的重要性。當新聞工作者享有獨立於政權和市場的自主權，他們每個人作為個體，沒有因而享有言論自由，但作為集體，他們獲得純粹按照新聞專業價值行事的自由。
新聞業還有未來嗎？顯然是有的，當然更聰明的說法是，新聞業會同步發展出多個不同的前景。的確在過去十幾年來，新聞界業内及相關人士，一直在尋找專業新聞採集的可行商業模式。雖然他們找到一些初步答案，但尚未找到可以解決全球新聞界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
我的結論是，雖然還談不上樂觀，但仍心存希望、值得期盼。我對新聞業未來的預測，既非陽光燦爛，也不是傾盆大雨；我看到的是灰暗天空中有陽光，或陽光普照之間也見灰暗，我希望關心支持新聞業的人仍堅定不移。新聞業固然做不了政治體制無法做到的事情。當政府通過審查或恐嚇來限制傳媒自由時，傳媒就無法運作。如果缺乏公眾的良好意願，傳媒也難以暢順運作。如果公民社會中的私人機構沒有盡自己的責任，自行進行事實查證，支持或帶領保護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法律行動，傳媒也無法蓬勃發展。
這是否意味着新聞職業可能在未來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内不復存在，而我卻仍然鼓勵一些天真和充滿理想的年輕人加入新聞界呢？其實，他們不需要我的鼓勵，事實上，想要給立志加入新聞界的年輕人潑冷水，讓他們放棄抱負，是難以做到的。他們不是因為相信經濟前景美好而有志加入新聞界的，而是因為新聞工作的難以抵擋的樂趣所致。
新聞工作的樂趣有不同層面，其中包括為公眾利益帶來很大的變化，並且可以在年輕時就實現這一目標。阿富汗一位新聞工作者對美國學者布朗Katherine Brown説過：「過去你要到了四十歲或四十五歲，才能對阿富汗社會產生影響，而現在新媒體為新一代提供了機會。」
最近，我獲邀為一本以對新聞工作有興趣的兒童為對象的書寫幾段話。這本書的構思來自兩位本身是母親的美國新聞工作者；一些小學生在課內外燃起對報章的興趣，有時自行撰寫新聞報道。在澳洲和新西蘭，這種情況特別普遍。我將想法歸納為三點。我認為新聞媒體在服務公眾上有三個重要的作用。首先，傳媒能凝聚社群、促進團結。人們關心家庭中的其他成員，不僅是因為大家通常同住，或因爲彼此有血緣關係，而是因爲大家有共同話題，可以一起談論他們之間的問題，將共同的生活經歷化為話語。新聞業也為城市、城鎮、地區和國家等提供類似服務，他們透過傳媒討論共同話題，建構共同認知的世界。
第二，傳媒在急速變化的世界還發揮「存在功能」，告訴人們甚麼正在改變，以及如何改變。為甚麼人們對傳媒隨時提供資訊那麽感興趣，包括過去數小時或二十四小時内發生的事情？那是因為人們想知道當時身處之地所發生的事情。除非我們瞭解身處的時空，否則就無法知道我們自己是誰。
第三，傳媒同時具有要求掌權者問責的民主功能，傳媒堪稱公眾記憶冊，提醒當權者，有人正緊盯着他們。要求普通市民時刻關注公共事務，是不大可能的，但新聞工作者可以提醒掌權者，他們的一舉一動時刻受到注視，會有人牢記當權者曾經承諾保護的事情，以及答應服務的對象。我們可能誇大了掌握資訊的公眾手中的權力，但並沒有誇大從事調查報道的新聞工作者及專業評論員的權力，而他們時刻都在盯着那些擔任公職的人。
（作者簡介：Michael Schudson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翻譯及整理：張家偉）
